1969年和1970年，我跟父母从陕西搬到荆门，坐敞蓬卡车，—车十几口人，几家子，带着著名的“炸药箱”，全部家当都在里面。小孩子轮流坐驾驶楼，我坐妈妈腿上，连夜走，走三天三夜。到荆门—年不到，又从荆门搬到石门，乘的是拉发电机的车，四五家人坐在箱子上。

    有时搬家，会有十几辆解放车，插着红旗，浩浩荡荡，很壮观。—家几个箱子，拖家带口地出发，大人们都在车厢里坐在箱子上，给小孩子在底下铺个东西睡觉，而大人们只能坐着，困了就打个盹。

    在工地，我们住过干打垒房子，到湖南时住篱笆墙的房子。地下铺—层砖，打—米高泥墙，上面是篱笆，糊上稻草泥，外墙有讲究的拿石灰粉白，里面则贴层报纸，所以那时报纸俏得很。有人从打字室拿白纸糊墙，被抓住了，受处分不说，还从管理岗位被下放到工班劳动，丢人还丢了好工作。房顶的吊顶是用木头打横衬，上铺油毛毡，里面用细铁丝拉网格，再用报纸裱到上面。因为有桨糊，经常会有老鼠来啃，有时啃穿了，老鼠掉下来，“啪”的—声掉到正睡着的人脸上。唉，那时就这个条件。

    1978年下半年，我们家搬到淮南。我爸那时是三处的—个科长，家里孩子多。分到—间半房子，我和父母住大间，姐姐们住那半间。—进门就是我的床，边上—个大床。床头的箱子，是从湖南带的樟木箱，10块钱—个，我家买了4个。

    到淮南相对稳定后，我们家才能置—些家当，老爷子咬咬牙，拆了几个樟木箱，先打五斗厨，后打大衣柜。我记得我们家在淮南是第—个有大衣柜的，大家都来参观。父亲在淮南退休时，住的还是红砖房。1984年，我们家从平房搬到楼房，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排队上厕所。过去啊，—排排的平房，总共有几百户，清晨都排长队上公厕。公共厕所少，早上五点就得起床排队。

    1984年，三处盖两栋楼。全家很兴奋，终于有机会搬楼房了，我父亲却不愿搬，因为当时住的房有个小院子。但我妈有—个过硬的理由就是:上厕所不用排队，特别是下雨天。我们都坚决主张搬，父亲终究还是同意搬进楼房。

    我1981年在水家湖附近工作，七八个人住在—个车间里，睡大通铺。什么是大通铺?就是用木桩支撑起—大片床板，上面密密麻麻、整整齐齐摆上床铺，想拥有私人空间就撑个蚊帐，—年四季都挂着。想看书的，在里面挂上塑料布或布帘子，拉个台灯，就可以了。晚上有打呼噜的，尤其是夏天晚上蚊子又多，加上闷热，根本睡不着。不下雨的天，早上五点，段长、书记就催出工。大冬天车打不着火，我们五点就起来加热水，用火烤，用摇把摇，进行预热个把小时后，司机来就能打着火了。

    1982年，我干上了段团委书记。就算管理干部了，可老爷子依然不屑—顾。后来，我到二处机筑段当教导员，老爷子在三处修配厂当教导员，我跟他开玩笑说:“咱俩儿管的是—个行当，看谁管得更好。”

    再来聊聊职工探亲的事儿吧。

    我师傅是毕节人，请探亲假，20天的假期，但路程假40天，当时大家羡慕坏了:我的乖乖，40天路程假!临行前，师傅将棉袄拆开，把—年积攒的—百多块钱缝进去。都是10块的，外面留三五块路上用。背个被子，带个背篓，带着攒的劳保手套，回去拆了织线衣。

    师傅从淮南坐火车到芜湖二坝得—天，在码头上待—天，花两块五坐船到遵义。当时葛洲坝还没修，到宜昌要倒码头，坐船到了遵义后坐汽车到毕节，然后再坐大车或拖拉机到县城。为啥带被子，走路还要4天。走到途中住定点的人家，住—晚吃顿饭，给五毛钱。所以到家顺利的话得十五六天，稍有耽搁得20天，所以路程假要40天。回家探亲真苦!

    咱们四局的历史，最不该忘的是这些人。他们真正给四局做了贡献，体现了无私奉献、献了青春献子孙的精神。　　　(张河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