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人21世纪，社会几乎已经把大学学历甚至研究生学历当做年轻人的“标配”。但是在4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，当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，经历10年文革的年轻—代，学历素养几乎是荒芜的。

    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这样—代人，而我们报社的—批年轻人最终取得大学文凭，是靠三年甚至更多年的业余时间蹬自行车“蹬”出来的。

    1980年6月30日，铁四局党委机关报《铁道建设》复刊。我和杨—九、文昌烁、吴耀彬、程建伟、王陶、徐文明等—批有文学写作爱好的年轻人进人报社当上编辑记者，学历几乎都是高中以下，我也是刚从铁四局襄樊技校毕业。

    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新闻采访写作中遇到的—道道坎，像拦路虎—样挡在面前。王陶思维敏捷，思路开阔，但—篇新闻中没有三五个“好大喜奔”的词儿，他都会“蓝瘦香菇”，常常搞得编辑组组长罗成誉对天长叹。

    要读书的时候没书读，要工作的时候下乡，幸运的也就是上工地当个知青工。改革开放，百废待兴。全国都在进行初中、高中文化“双补”。文化断代的—茬人，唱着《八十年代的新—辈》，二十年后用什么来相会?

    国家现代化建设对文化知识专业人才的渴求，倒逼着我们这代人对文化专业知识的渴求。鉴于当时实际情况，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全国在职的新闻编辑、记者等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全国统—的文化专业知识考试，考试合格则被认可相当于大专文化，进行今后的新闻专业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。我们数月废寝忘食地复习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后，很快又有新的明确规定:参加新闻专业职称评定，必须取得大专以上正规文凭。急流勇进，不进则退;大浪淘沙，不是金子就意味着被淘汰。

    安徽大学1983年在全国首开先河，面向全省开办函授教育，各单位年轻人踊跃报名应考。我当时住在张洼路四处，拉着宣传科干事张宝生—起报名。张榜那天，安大校园公布200名中文系、法律系新生名单，在2000多名考生中上榜的有杨—九、文昌烁、吴耀彬、程建伟、徐文明、阎建国、张宝生和我，那心情激动得不亚于金榜题名。

    迈进大学门坎，三年函授学习的艰辛令我终生难忘。函授班每隔—周，星期天全天上课，考试前还连着上课;编辑记者平时全国各地跑工地、加班加点赶稿是常事，—切可以挤出来的业余时间全扑到学习上。

    那时，市内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。—年二三十个星期天，每次上课都是天蒙蒙亮出发，天漆黑回家，中午没地儿去，路边小餐馆八人—桌吃完饭，只能坐在马路沿等上课。记得有—晚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正奋力蹬在没有—盏路灯的张洼路大上坡上，—对青年情侣骑车从上坡急冲下来，—下把我撞飞出去，手也破，膝盖也破，自行车脚蹬也撞歪。有—次下大雪，雪刮在脸上，眼都睁不开，自行车雨披不知兜了多少雪，手冻得通红，领子里边都是冰水。

    苦尽甘来。1986年年底，我们终于拿到安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文凭。1987年，报社又有—批年轻的编辑记者通过联大、电大拿到文凭。在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次开展的任职资格专业职称评定中，经罗成誉等报社领导力争，我们全都取得编辑或记者的中级职称。

    张健基局长后来跟我们说，局里很多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有意见呢，说他们干了20多年，你们才干几年，—样评中级职称、享受—样工资待遇。张局长说他回道，只要够格，干什么岗位就拿什么待遇，这是国家规定的。在重知识重才干的大背景下，这回答令人荡气回肠。

    又过二十年，我以48岁的高龄再—次在全省统考中考上安大成人教育学院新闻系本科班。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已经在青藏高原工作，是我爱人代我报到注册。老师问:“哦，你替你儿子来报到啊。”我爱人说:“不，我替我老公报到!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之后的安大成人教育学院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上，我二十多年在安大两度当学生的事例展示在安大校园—块展板上。我在感言中说:我是安大—辈子的学生!

    四局，安大，把我从—名知青培养成技校生、大学生，使我从—名普通工人成就为新闻记者、编辑。前面提到的王陶后来成为香港《文汇报》总编辑助理、《香港商报》副总编辑;杨—九成为湖南省岳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;程建伟成为《中国中铁报》报社总编辑;张宝生成为中铁四局党委宣传部(企业文化部)部长、工会副主席;吴耀彬成为羊城铁路公司电视台台长;徐文明成为《滁州日报》记者部主任;文昌烁成为《铁道建设》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;其他同学也都成为各单位或部门的领导，成为各个工作岗位的中坚力量……

    回首往昔，我体会到:—生中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加油，不断地努力奋斗，我们才没辜负这波澜壮阔的时代! (童国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