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域筑天路　许国摄

    有人说，“小天诗社”是中铁四局文化史上的一次“文化事件”；有人说，“小天诗社”是四局文化圈的一个传奇；

    有人说，“小天诗社”是铁道边悄然绽放的一朵野花……

    不管怎么说，“小天诗社”都对所有社员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。特别是当我们临近退休，可以回望人生的时候。

    我们的《小天》

    酒后，秋天。

    安徽淮南一个叫古沟的乡村田野上，我和丁剑踩着向远方延伸的铁路轨枕，提议成立《小天》诗社。

    那是1981年。

    那年，我和丁剑18岁。

    对诗歌的热爱，萌芽于文革时期的初中年代，疯狂于改革开放初叶。

    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，曾被称为中国“文艺复兴”黄金时期。以北岛、顾城、梁小斌和舒婷等为代表的“朦胧派”青年诗人，成为刺破蒙昧的文化先锋。国门打开后，各种新思潮、新思想风起云涌，整个社会都在兴奋地追寻和探索之中。

    我们狂热的读着《诗刊》《星星》和一切我们能看到的中外诗歌，比如泰戈尔、惠特曼和庞德、聂鲁达等等，及刘再复、何西来、李陀等文学评论家推波助澜的理论文章。

    当时，我们都在参加淮（南）阜（阳）铁路建设。我是铁四局三处三段修配所一个工程机械修理工，丁剑和卢煜、安保田等几个好友都在铁三处知青队，每天在工地砸洋镐、卸道砟、扛枕木。张文喜则远在近百公里外的淮南铁路复线当普工。野外作业，风里来雨里去很累，可这不妨碍我们热爱诗歌、热爱文学。

    再荒凉的莽原上，也会有野花破土萌芽。

    从修配所到知青队，有十来里地，要走个把小时。我和丁剑几乎每周见次面。晚饭后，沿着铁路从两头走，见面后聊天、辩论或争吵，半夜了各自回驻地宿舍。

    好多人不解我们到底有什么可说的。我爸就多次问过“你们到底有什么事，总也说不完？”

    我们大多数时间在聊诗歌、聊文学。诗歌的种子，在我们心里埋藏已久。

    1979年秋，我考入湖北襄樊铁四局技校，在内燃九班。次年春天，发小丁剑、卢煜、安保田等到铁三处知青队上班。

    技校有个不小的图书馆，每天下午放学后开放，同学们大多借一些与专业有关的教科书，我则象闯进果园的孩子一样，贪婪地阅读着《约翰.克里斯多夫》、《复活》、《忏悔录》、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和《静静的顿河》等中外文学书籍。

    一天，偶然看到《新诗选》，如石破天惊，见惯了“假大空式的”所谓诗歌后，初见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冰心、蒋光慈等的新诗，宛如天籁之音。

    如饥似渴阅读之后，我开始抄《新诗选》，因为书必须要还。三个月后，我将手抄的《新诗选》，寄给远在安徽淮南铁路工地劳作的丁剑。

    38年后，丁剑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：

    我很快记住了其中的许多佳作，在工棚里大声背诵，到现在也没忘记。比如康白情的《疑问》，汪静之的《蕙的风》，戴望舒的《雨巷》等等，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更是滚瓜烂熟，倒背如流。

    他写道：我不能说是保良抄寄的这部《新诗选》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但无疑对我后来学写新诗，又和他发起组织“小天诗社”，从此渐渐走上写东西这条路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    1981年6月，襄樊技校毕业。我主动要求分到同学不愿去、偏远的铁三处三段修配所，因为离丁剑他们近。

    丁剑想到的第一个诗社社员是张文喜，他曾在插队的湖南石门县一个文学刊物上，发表过小说。很快，卢煜、安保田等好友加入。丁剑成为第一任《小天》诗社社长。一年后，张文喜成为第二任社长。

    文革结束，中国进入一个野火烧过后春草竞生的年代。以诗歌为纽带，陆陆续续，铁三处二段青工张中州、三段陈家对、西南交大毕业生宋虎、巢湖水泥厂吴平等成为新社员。

    1983年元月，《小天》正式创刊，在发刊词上我们写道：请关掉红灯撤下道道红白障碍，我们出示执照　共和国的钢印闪烁；载着文明载着阳光也载着噪音，

    升起绿色的月亮　请允许我们通行……

    那段艰苦而清贫的时光里，尽管每天，面对的是洋镐、道砟、板车、钢轨和枕木；尽管每个晨昏，从定时响起军号声的工棚里起床、吃饭、睡觉，但我们从没觉得艰辛，觉得低下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和长大。

    我们写《道钉锤》、写《打炮眼》、《挖方》，写工班里最真实的工作、生活和思想状态，写对社会的质问和疑惑等等。

    《小天》诗刊自己创作、自刻蜡板、自己油印，每月一期，张文喜总编辑。每期大概印100份左右，大家拿到各自的单位，送给工友看。共鸣引发“蝴蝶效应”，《小天》诗刊迅速传播到许多工程队，以及校园，甚至出现了手抄本。

    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，其后果更出乎意料。

    我和张文喜曾拿着《小天》，去中国科技大学找到学生会宣传部长张岩，与科大《星期六的玫瑰》交流。他说，《小天》真诚，比《玫瑰》好看。

    丁剑把《小天》寄到清华大学，时任校园诗刊《清华园》主编、朋友齐大峰说，《小天》朴素，更打动人。

    即便是春天，也会阴晴、冷暖不定。《小天》只印发6期，便被迫停刊。

    但《小天》的声音，依旧在工地、工棚和原野流淌。

    我们的路

    不久，铁四局《铁道建设》报时任副总编罗成誉、副刊编辑程建伟到三处采访，专程找到我们，说“有诗歌就投到报社来”。我们的诗歌频频见报。我们终生感谢他们的知遇之恩。

    1983年10月，我考入合肥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；1984年7月，张文喜通过铁四局公开招聘，正式成为《铁道建设》报副刊编辑；1986年元月，丁剑通过再次竞聘，成为《铁道建设》报记者。

    我们在最好年华，碰上最好时代。

    《小天》事件，因其当事人命运逆转，而有了传奇色彩。当时，五处的“浔阳”诗派已经崛起，翁赋勇、李平、徐智强、肖雨、左新国等人的作品，在国内文艺报刊崭露头角。一处、二处、六处等单位诗歌爱好者团队，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    2021年春节前夕，已是印尼《国际日报》执行社长、总编辑的张文喜打电话来，聊起往事慨叹，感谢共产党的自我革命，感谢改革开放，感谢邓小平。只有初中学历的丁剑，几度人海浮沉，成为自由作家、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，他在回忆文章《我的大学》里写道：无论如何，我从心里感念那段充满活力的探索年代。

    工程队缺写东西的“秀才”，但凡在《铁道建设》报发个几篇文章，基本就会抽到队部舞文弄墨。张文喜在《铁道建设》报四版当编辑，几次打电话催他写点诗歌，答应过后就无下文。无奈，在报社成为知名记者的丁剑，凭记忆写下卢煜的诗歌《明教寺》，发了。之后，杳无音信。再之后，他跟着工程队四海为家，随波逐流，不问西东。

    但我们知道，卢煜有才。诗歌，让他永远懒散的身体，散发出光芒。

   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卢煜在铁三处403队工作，驻地淮南泉山。一个高中女孩，健美，挺拔，小马一样欢脱，上学时常在队部门前走过。工程队不少小伙子，多年后都记得这一幕，像风景。那个曾经喜欢诗歌的女孩，参加工作后做了卢煜的新娘。

    1994年夏天，我到举世瞩目的京九铁路采访，拐到安徽阜阳一个建设工地看卢煜。晚上，躺在村民房顶上听阜阳电台“午夜情话”，才知道他在电台做兼职主持人，为恋爱中的少男少女解疑释惑。

    卢煜曾送给我、张文喜、丁剑每人一张照片，他和“西部歌王”王洛宾，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的合影。他去过王洛宾的家，在“三毛”之前。

    后来，卢煜多次去新疆，听说爱上一个维吾尔族姑娘。2019年七八月间，他忽然在“侯马发小”群里暗示，还有一个年少的儿子，跟母亲移民哈萨克斯坦。11月初，卢煜在安徽淮南铁路家属基地，孤独离世。

    得到消息已是半月后。张文喜、丁剑远在印度尼西亚，我在北京，陈家对在河北，天各一方。我们相望淮南那片熟悉的土地，彼此道“保重”。卢煜和他的影子，都走了。

    宋虎，是小天诗社唯一的名牌大学生，毕业于西南交大铁道工程专业，我们喜欢叫他“老虎”。尽管工程队条件简陋，难掩他才子洒脱风采。工棚食堂、乡村野店，但凡有个由头，都会大呼“拿酒来”，与友人推杯换盏，激扬文字，一醉方休。宋虎擅交际，朋友多，三教九流，鱼龙混杂。宋虎一辈子浪迹天涯，穿山越海，干过工程部长、项目经理、民营老板，后避居西安，虎落平阳。

    2007年夏天，他携夫人大郑到合肥来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我和张文喜得知，他在青藏高原承揽了1项工程，资金出现问题，可依旧谈笑风生。他说，在工地帐篷前，经常面对雪域高原，望满天星斗，披浩荡长风，对酒放歌。其实，宋虎身患高血压多年，出现过一次中风，医嘱严禁喝酒。2014年3月1日，疾病缠身的宋虎离世，刚50岁出头。

    今宵酒醒何处？谁人问，不知归路。“老虎”，敬你一杯！

    安保田，曾作为铁四局工会干部，兼任《四局工人》杂志执行副主编，理所当然。后来，成为安徽省摄影家协会理事，亦属顺势而为，在他参加国际国内影展的多幅获奖作品里，我们看到了诗歌的律动。

    吴平离职下海。20多年后再见，已是江苏两家美容医院老板，且是淮阴市政协委员。个中奥妙，无从知晓。

    我们和诗歌有多远

    当年我们离诗歌有多近，今天离诗歌就有多远。

    张文喜微信说：想加我好友的，我一听是“诗人”，头就大了，一律不加。

    丁剑常应邀参加文化圈聚会，一听主持人介绍其为“诗人”，会连忙打断“惭愧惭愧，喝酒、喝酒”。

    老同学、一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刘红珍，好心将我拉入一个颇具档次的“诗人群”，望着熙熙攘攘的诗人们，不足半月，我悄悄落荒而逃。

    我们常自嘲：诗人大多不靠谱，尽管我们也曾“诗人”过。

    在现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，时代远离了诗歌。但陈家对，依旧固执地坚守这这片精神家园。我们敬重他。

    在中国诗歌网上，有陈家对的诗人专栏，笔名夏卿。

    专栏这样介绍：夏卿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安徽籍，在京工作。美诗中国联盟发起人。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中国诗人》《中国诗歌》《清明》《山东文学》等刊物。入选《新世纪好诗选》《2013-2014中国新诗年鉴》等选本。2014年《大别山诗刊》十佳诗人。诗观：诗性、在场、呈现、抵达。

    我们不知道家对为什么改名叫夏卿。我们知道家对是朋友，是北方的红高粱，夏卿是诗人。

    总以为早已熄灭了诗歌的火花，谁知道，“她”在我们的心底，依旧沉默燃烧着。

    2019年10月，张文喜主政印尼《国际日报》。报纸每天30多个版面，半月1期的国际副刊“世界文化之窗”，曾经被湮灭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洪流中。渐渐，一篇篇诗歌、随笔等文艺作品，莲花般脱颖而出；一个个孤独的海外文青，在《国际日报》副刊集结。张文喜，让这张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，有了情怀、有了温度。

    安保田常调侃称诗歌为“长短句”，后移情摄影，获奖颇多，一辈子瘦骨嶙峋，却鬼使神差般当了多年中铁四局体协秘书长，将工地文体活动搞得风生水起。2016年10月至2020年11月间，中铁四局先后组织创作并演出三部大型歌舞剧《舞动山河》《薪火相传》和《奋斗之路》，全景式再现企业诞生、成长和发展历程。我称之为四局的“长征组歌”。他是歌词主创之一，因其“写过诗”。“长短句”，成为安保田退休前写下的浓重一笔。

    2020年春节前，武汉封城，中国打响“抗疫保卫战”。居家隔离期间，我捡起扔了20多年的笔，写下诗歌《武汉，挺住！　你看春天正在走来》，不知怎的，竟流泪了。中铁四局电视台副台长杨立平，激情配音，制作成配乐诗朗诵，好友李建平编辑后放到网上，感动了许许多多人。5月，在国务院国资委组织的“共同抗疫企业在行动”征文中，获得一等奖。

    对于诗歌，表面看有多少恨，实际心底就有多少爱。

    《小天》走散了，诗歌依旧活着。

    诗，还在远方。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王保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