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散文/○杨春山

    父辈的铁路生涯，注定了我们这一代成为“游动部落”、中国的“吉普赛人”。

    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，铁路建设如火如荼。原西北干线铁路局（中铁四局前身之一）刚结束宝（鸡）天（水）铁路建设，马不停蹄即辗转到集（宁）二（连浩特）铁路，继而丰（台）沙（城）铁路施工。随筑路大军而来的家属子女浩荡跟进，成为一种特殊景象。为了减轻这些具有“半军事化”队伍的拖累，于是，职工家属基地这种形式出现了。

    四处（前身为华北铁路局二处）张家口南站基地位于新火车站附近，占地约200多亩，近千户人家。一栋栋窑洞式结构的平房排列成行，操着各种方言的职工家属从祖国各地陆续迁入。从此，我们这些“铁路子弟”停止了“游荡生活”，随母亲开始了“基地生活”，最先发生的变化是孩子们结束了各自乡音，统一了“铁路普通话”。再接下来，基地功能日臻完善，有了子弟学校、粮店、邮电所、卫生所、供销社……原本荒僻的张家口南站附近，随着铁路运输带来的综合效应发展壮大起来，显露出勃勃生机。每天，巴望着东来西往的列车，聆听着火车震耳的轰鸣声，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衍生成一种特殊的情愫，深深根植于记忆深处。

    听父母讲，1956年我出生时南站基地尚未落成，老少三代暂住在铁道西边的闫家屯村，约一两年后才搬至南站基地。两间平房，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，全部家当也就一只旧木箱、两捆铺盖卷、一堆锅碗瓢勺。单位配给每户几张床板、一张方桌、两只木凳，每月租费要在父亲委托工资中扣除，那时简陋的条件可想而知，因为大家的条件都是如此，谁也不会攀比或笑话谁家，邻里和睦。又过了几年，家里申请调了一户三间房，情况虽然稍好一点，仍没有摆脱住房拥挤的窘况。

    子弟学校在基地西边，从家里到学校5分钟的路程。我是1963年秋进入小学念书的，然而到了1966年夏，学校宣布停课，后来知道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学生们像散了圈的羊群到处闲逛、玩耍，聚在一起弹玻璃球，跑进庄稼地里逮蝈蝈，拿着弹弓去打鸟，那些胆子大点的还学会了扒火车，好不快活。我们升入小学五年级后，政治气氛异常浓厚，学校组织年级两个班精心排演的一出大型情景剧《收租院》，上调张家口市文艺汇演，引起不小的轰动，至今不能忘怀。

    时光荏苒，斗转星移，几十年光阴一晃而过，我们这一代“铁路子弟”先后离开那里，许多又成为新一代“筑路人”。原来的南站基地剩下的多是空巢老人，长年风剥雨蚀，房屋已破旧不堪，终于在2010年后被政府列入危房拆迁改造而不复存在，原址上矗立起一栋栋崭新的居民楼和商业大厦。现今京张高铁、2022年北京冬奥会引发的“蝴蝶效应”正在引起巨变，我生长的故乡亦将变得更加美丽。